美国大学妇女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认为，全球应共同推进国家和国际打击人口贩卖的相关政策，以促进所有人的和平、正义、人权、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安全。调查在全球近140个国家里发现了来自约160个不同国家的人口贩卖受害者。尽管有些贩卖去往全球各地，但人口贩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区域性和地方性问题，其中43%的贩卖发生在各国国内。
尽管新冠大流行影响了所有文化、社会阶层和背景的人，但人口贩卖对妇女和青少年的影响尤为严重。由于全球矮化女性的态势，没有房产、财产和继承权的女性更容易被贩卖。有71%的贩运受害者是妇女和青少年；72%的女性出于性剥削的目的被贩卖。美国国家人口贩运资源中心报告称，在2007年至2012年美国报告的性交易案件中，85%的受害者是女性。人口贩卖俗称”拐卖“。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对”人口贩卖“的定义为：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在过去十年中，人口贩卖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犯罪活动之一。这种现代的奴役行为在国际上约有2090万人遭受伤害，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人贩子使用暴力、放高利贷和其他形式的胁迫手段，操纵受害者违背其意愿从事商业性行为或劳务。尽管近年来国际上对该行业的认识和关注有所增加，但人口贩卖因其隐蔽性、社区意识低下、执法不力、受害者救治资源有限以及对受害者的社会指责而一直被低估。两性遭受贩卖有显著的性别上的差异。《 2016 年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报告》根据性别对数据进行了分类，发现被拐妇女和女童通常被强迫结婚，甚至成为性奴。然而，被拐男子和男童常被强迫进行剥削性劳动，包括作为搬运工、士兵和奴隶在矿场劳动。（根据被贩卖目的的不同，人口贩卖可大致两种类型——性贩卖，受害者主要为女性；劳工贩卖，受害者主要为男性。）性贩卖是一个蓬勃发展中的全球性行业，它在性行业中以各种形式出现，包括妓院、在线情色服务、欺诈性按摩场所、脱衣舞俱乐部以及街头招妓。根据美国联邦法律，任何从事商业性行为的18岁以下未成年人都是性贩卖的受害者——无论贩卖者是否使用了武力、欺诈或胁迫手段。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报告称，有54%的人口贩卖受害者是出于性剥削的原因而遭受贩卖。劳工贩卖的受害者通常也是受胁迫的；虽然受害者没有受到性剥削，但也在各种劳动环境中受到虐待，包括家政工作、小企业、大型农场和工厂。每个行业的被贩卖受害者长时间工作，并且几乎没有报酬，但雇主对受害者的身体和心理控制往往迫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留下。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有2100万人受困于强迫劳动中。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图：被拐者可以是成年男性女性、男孩和女孩。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一项最新报告显示，人口贩卖受害者中约百分之七十一为妇女和女童，被拐儿童占其中三分之一。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尤里·费多托夫（Yury Fedotov）说：”往往，人口拐卖是为了性剥削和强迫劳动。除此之外，被拐者也会被强迫扮成乞丐、强迫结婚或假结婚、进行福利欺诈或强迫其拍摄色情视频和照片。“在世界范围内，28%的人口拐卖受害者为儿童。但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儿童占人口62%，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占64%。2012年至2014年期间，在69个国家发现了来自非洲撒哈拉以南被拐者。费多托夫先生强调了武装团体与人口拐卖之间的联系，指出武装团体经常在其活动领域内进行人口贩卖，强迫妇女及女孩结婚或成为性奴，并迫使成年男子和男童劳动或参与战斗。"那些为逃离战乱和迫害而移民的人特别容易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他说。"其处境之糟糕可能导致他们作出移民的决定，而对于他们来说，移民是危险的。"今年早些时候，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任命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纳迪亚·穆拉德·巴塞·塔哈（Nadia Murad Basee Taha）成为人口拐卖幸存者尊严亲善大使。穆拉德女士是一名23岁的雅兹迪妇女，在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Da'esh）的俘虏和虐待中幸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赞她的勇气和努力是"为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声"。报告整理出了发生于同一目的地的人口贩卖和移民潮之间的关系图。一般来说，人口贩卖率增高的因素包括原居住国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受害者的社会经济状况。虽然有158个国家将人口拐卖定为刑事犯罪——在过去13年中，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费多托夫警告说，"定罪率仍然太低，受害者并不总能得到各国应提供的保护和服务。他呼吁利用更多资源和渠道来识别和援助被拐者，并改进刑事审判方式，从而发现、调查并判处罪犯应有的惩罚。今年9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难民和移民峰会强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移民和难民，人口拐卖率提高的风险越来越大，各国必须采取措施来应对。三、性贩卖——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基于性剥削目的的人口贩卖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对”人口贩卖“定义中的”剥削“包括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而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基于性剥削目的人口贩卖，被称为”性贩卖“（sex trafficking）性贩卖（sex trafficking）不仅仅是犯罪或移民问题；这是一个人权问题，体现了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全球妇女的从属地位。在世界范围内，被贩卖人口最多的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妇女和儿童。但性人口贩卖的需求方却是最不引人注意的。当性人口贩卖的需求没有得到分析，或者很少被提及时，人们就很容易忘记，被贩卖到性行业的妇女儿童并不是为了满足贩卖者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购买者的需求，这些人大多是男性。按摩院、脱衣舞表演、三陪服务、妓院、色情制品和街头卖淫对妇女和儿童的贪得无厌的需求使人口贩卖贸易如此有利可图。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但确实有一些研究表明，男性购买性行为的原因包括没有承诺或情感参与的性欲；认为她们可以要求妓女“做任何事”，包括她们不愿向固定伴侣要求的行为；尤其是在没有（或分开）固定伴侣的男性中，认为性对他们的幸福是必要的——一种基本需求；以及在与妓女发生性关系时体验到的权力感。虽然对于一些男性来说，参与卖淫可能是出于性欲的动机，但对于另一些男性来说，这是厌女症和/或种族主义的表现。“看到女人和女孩在妓院里排成一排，被编号并可供任何挑选她们的男人使用，就像看到她们被支配和羞辱，被剥夺了‘拒绝’这些男人认为对她们至关重要的性接触的权力（戴维森，1996 年）。反对贩卖妇女联盟 (CATW) 将性贩卖的扩大描述为对女权运动的强烈反对。从事性旅游、向高加索男性营销的机构将拉丁美洲女性宣传为依赖、色情和性狂热——她们正是冷酷、西方、独立女性的刻板印象的替代品。例如，巴西女性被宣传为皮肤黝黑、容易得到，这强化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刻板印象。为了消除性贩卖，必须更充分地了解男性商业性需求的性质。贩卖的供应方可能是最为透明的。在贫困已经限制了人们选择的地区，在教育、就业和工资方面对妇女的歧视可能使她们几乎没有办法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对于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来说，通过正规渠道移民是不可能的。因为梦想在城市或外国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很容易受到贩运者虚假承诺的高薪工作的影响。尽管她们可能会对自己踏上的路途感到不安，但她们对当前前景的绝望和对新生活的希望很容易超过任何危险感。通过这种方式，贫困和性别不平等创造了大量潜在的、看似愿意的“新兵”。除了利用经济需求外，人贩子还利用因暴力而逃离家园或因武装冲突或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儿童的脆弱性。受害的心理影响和社会耻辱会增加妇女对贩运者操纵和剥削的脆弱性。例如，在危地马拉，人贩子“捕食”在武装冲突中被强奸的年轻女孩，因为作为强奸受害者的污名已经损害了她们的婚姻前景。在与性产业相关的全球供需动态中，贩卖者发挥了他们的创业技能。尽管对美洲人口贩卖的路线、网络和与有组织犯罪的联系知之甚少，但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使他们能够不受惩罚地从事此项贸易的因素。不充分甚至缺乏国际和国内法律；或者法律尽管存在但对人口贩卖的罪行的量刑起不到任何威慑作用。通过勾结、收受贿赂“视而不见”的警察和移民官员，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贩卖者尽管罪行真实存在，但却能够逃脱惩罚的现象。尽管政府可能不会直接促进人口贩卖，但他们可能不愿采取积极行动打击这种行为，因为性行业利润丰厚，并且与旅游业等其他部门有直接关联。贩卖三角（由供应方、需求方和政府的有罪不罚共同组成）供应方、需求方和政府的有罪不罚，共同创造了人口贩卖活动猖獗的空间。由此产生的社会环境允许人贩子以低风险获得高利润，但这却给受害者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和人权侵犯。这个空间非常难以看到，更不用说描述和定义它，因为三角的每个方面都以某种方式运作，使人口贩卖或多或少对社会不可见。人贩子业务的成功取决于他们对执法机构隐藏犯罪活动的能力。只有当同伙被抓获并认罪时，才会发现有关犯罪团伙的大多数信息。最终购买者也更愿意保持隐身，当他们自己从事的活动是犯罪活动，且被认为是越轨的。最后，剥削的环境（the circumstances of exploitation）也有助于使这种做法不为人所知。一些受害者被强制监禁，无法发声，而另一些受害者则因害怕警察和移民官员，或遭到人贩子的报复而保持沉默。以性剥削为目的贩卖妇女和儿童的行为可能带来终身或威胁生命的健康后果；它使受害者无法获得很好的身体、心理状态和社会幸福感。受害者的健康受到贩卖过程本身以及性剥削的影响。性贩卖受害者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受到许多威胁；与贩运有关的许多因素（例如暴力、孤立、背叛）可能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产生破坏性影响。被贩卖的妇女和儿童有非常紧急并且复杂的健康需求，但他们很少或根本无法获得医疗保健或其他社会服务。在可获得服务的地方，受害者在获得服务方面面临几乎无限的障碍。有些人不被允许离开妓院，甚至不被允许寻求医疗保健。对于那些来来往往的人来说，缺乏有关服务的信息、语言障碍以及害怕被发现和被驱逐出境都可能阻碍他们获得护理。受害者可能无法负担服务费用，他们也不太可能获得医疗保险。即使他们克服了这些巨大的障碍，他们也有可能无法获得所需的护理。与遭受家庭虐待的妇女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卫生保健提供者可能没有接受过识别可能的人口贩卖受害者的培训，因此无法照顾到对方真正需要的医疗护理。性剥削对儿童的健康尤其有害。他们甚至比成年人更可能缺乏有关性传播感染（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和预防的准确信息。儿童可能由于缺乏安全套使用的技能、权力和能力，从而增加了感染的风险。由于生殖道不成熟，女孩特别容易感染性疾病，而且她们更有可能遭受性传播感染的长期伤害。除了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感染的风险升高之外，创伤性性化、背叛、无能为力和污名化也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造成极大损害。这可能导致形成依恋和成功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受损，或导致各种类型的精神疾病。儿童很可能会在成年后经历性剥削对健康和发育的影响。很明显，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健康受到了严重威胁，但对于这样一个被隐藏起来的群体，干预是困难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和非政府组织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不仅可以帮助逃脱或获释的幸存者，还可以帮助仍处于剥削境地的妇女和儿童。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正在进行内部审查，以确定可能的行动方案，并就解决贩运的健康后果提出建议。在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和女童长期生活在人口贩卖的阴影中。无论被贩卖的原因是被强迫、威胁还是欺诈，她们都在生活社会边缘地带，每时每刻都在被恐惧和病痛折磨。暗中进行的人口贩卖使得确切的受害者人数很难确定。但是绝大多数被发现的人口贩卖受害者是妇女和女童，四分之三的贩卖是出于性剥削的目的。只要存在人口贫困、地区冲突和性别不平等，妇女和女孩的生命就会面临被剥削的风险。人口贩卖是一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它粉碎了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家庭完整和个人的人生梦想。在世界打击人口贩卖日（7月30日），三位女性幸存者讲述了她们的故事。幸存者的故事表现出她们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她们的故事告诉我们采取行动起诉人口贩卖的罪犯以及支持帮助幸存者恢复人格尊严、身心健康和人生希望的紧迫性。路易莎·卡里莫娃（Luiza Karimova）。照片：联合国妇女署/Rena Effendi22 岁时，路易莎·卡里莫娃离开乌兹别克斯坦的家，前往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Osh)找工作。然而，没有吉尔吉斯斯坦身份证或大学学历的卡里莫娃很难找到工作。当一名妇女说可以在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省会城市比什凯克为她提供一份服务员的工作时，她欣然接受了这个工作机会。但在抵达比什凯克后情况却变得更糟了。卡里莫娃回忆说：“他们拿走了我们的护照后把我们关在公寓里，告诉我们女服务员任职登记需要为我们再次拍照。虽然感觉很奇怪，但我们选择了相信他们。”然后，卡里莫娃和其他妇女被送上飞往迪拜的飞机，拿到的是假护照，飞机降落后，被押送到公寓。“我们成为性奴隶，做客户想做的任何事。第二天，我被送到一家夜总会，并被告知到月底我必须至少赚到一万美元”，卡里莫娃说18个月的时间里，她的生活都被夜总会的工作消耗殆尽。一天晚上，卡里莫娃离开俱乐部时看到一辆警车向她驶来，她没有逃跑，而是停下来让警察逮捕她。“我被驱逐回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因为假身份证在监狱里待了一年。我向警方报案，三个人贩子被捕了。然而，出狱后的卡里莫娃被迫流浪街头，被人羞辱，找不到工作。她只能回到性行业工作，直到被Podruga（一个帮助遭受性贩卖和毒品贩卖妇女的组织）找到。她说“他们给了我工作。我不确定是否能融入其中，但慢慢地开始信任他们”。现在，卡里莫娃正在努力阻止她的经历在别的女孩身上再次发生。作为Podruga的外展工作人员，她会去桑拿浴室和其他可能有性工作者的地方。“我经常遇到梦想去土耳其和迪拜赚钱的女孩。我告诉他们，‘请不要去……那里对你没有好处。’”为了防止她们的未来像她的那样发展，卡里莫娃为妇女提供健康和安全资源以及有关法律援助的信息。“为了制止贩卖妇女和女童，我们必须让人们了解贩卖人口的全部后果以及如何发现这些迹象。关键是要从小开始在学校提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这样他们才不会成为受害者。”
被性贩子带到意大利的尼日利亚少女玛丽说:“我现在经历的事情是如此重大，如此严重，我把自己视为一个成年人。我怀念小时候的时光。”© UNICEF/UN061189/Gilbertson VII 照片在西非乍得湖地区，博科圣地叛乱给数百万家庭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离开家，将生命交到走私者手中。17岁时，玛丽就这样做了。她觉得自己在尼日利亚贝宁市的家中没有未来，所以她转而在别处寻找机会。她与一个叫本的男人取得了联系，本答应帮她付去意大利的钱，并利用他的人脉给她找一份餐馆的工作。在见到本后不久，玛丽被叫到本的家中，并被要求向本发誓她不会逃跑。2016年3月，她与一群男孩女孩一起前往利比亚——这是他们前往欧洲的途中的一站。在利比亚，玛丽发现自己身处险境。“本带了我们两个女孩住了一晚。他把另一个女孩给了另一个男人，他对我说，如果我不和他睡，他会把我给另一个男人，而不是把我带到欧洲。他强奸了我。”玛丽说。她想出去，但无法联系到家里的任何人。“我不得不在那里呆了几个月，直到他们叫我上船”。最终玛丽被送上去意大利的船，并被告知她将住在一个难民营中并从事卖淫——这是她从未同意也无法逃脱的不公平条件。“我不能以金钱的名义站在路边，”她提高了声音说。“我有未来。站在那里出卖自己会毁了我的生活，我的尊严，我的一切。”现在，支付玛丽前往意大利的路费的人正在索要钱财，并威胁她远在尼日利亚的母亲。她声音颤抖地解释说，“他们说如果我不给钱，他们会对我妈妈做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她痛苦地等待着她的文件得到处理。“我很难过。我压力太大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结束这一切，哪怕只有一天。”尽管作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玛丽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但她对更好生活的梦想依然坚定。她满怀希望地说：“有一天我会拿到我的证件，我会接受教育，我会有一份工作，”。她想成为一名律师，为像她一样被贩卖的人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我想为那些不得不用身体工作的女孩们讨回公道。”
现年 24 岁的 Khawng Nu 被一个来自缅甸农村的妇女诱骗，被送到中国的一个人口贩卖团伙。照片：联合国妇女署/Stuart Mannion现年24岁的Khawng Nu来自缅北受冲突影响的贫困的克钦邦。当地工作机会很少，所以当她村里的一位妇女向她提供在一家中国工厂的工作机会时，Khawng Nu接受了这份工作。然而，一到中国，Khawng Nu很快就知道自己被骗了。情况根本不像她被告知的那样。Khawng Nu曾被拐卖去代孕，这种为了代孕的人口贩卖占缅甸妇女贩卖案件的20%。Khawng Nu回忆说，在关押她的那层楼里躺着40多名妇女，其中一些只有16岁。“人贩子给女性服用药丸，然后给她们注射精子，让她们为中国男性生孩子，只要有抵抗的迹象，妇女们就会遭到殴打和欺凌。婴儿出生后，这些妇女可能获得100 万MMK（632美元）。Khawng Nu设法给她的家人发了一条信息，在社区管理人员的帮助下，她所在村庄的人口贩卖掮客被逮捕，尽管他拒绝交代 Khawng Nu的下落。最终，Khawng Nu的家人在邻居帮助下筹集到了足够的钱支付了赎让她回来。当她回到村里时，Khawng Nu将她在中国遇到的其他女孩的名字告诉了当地政府，最终有五名女孩获救。在与联合国妇女署合作的当地组织Htoi性别与发展基金会的帮助下，Khawng Nu正在朝着更光明的未来努力。“刚回来的时候羞愧到不愿露面，通过Htoi组织的同侪团体与一些被解救的妇女会面后，现在我不再感到孤独，这些有过同样经历的妇女给了我勇气。”在德国的人口贩卖案件中超95%为性贩卖和性掠夺案件，主要影响年轻女性，包括大量未成年女性。她们主要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尼日利亚和德国本地；发生在德国的人口贩卖的主要目标是移民，因为她们与德国人相比，更有可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所有受人口贩卖所害的移民人群中，又以非法移民受到的侵害最严重：她们更倾向于沉默，因为报警或指认罪犯会导致受害者受到报复，或被德国政府遣返。这也是为什么德国人口贩卖报案率极低，而在已知案例中，德国国籍的受害者约占三分之二。根据德国法律，一名被带入德国境内强迫卖淫的罗马尼亚未成年女孩，只能依照性虐待定罪，而非判刑更加严格的人口贩卖，因为对于未成年受害者，性虐待无需受害者举证，但人口贩卖（包括强制未成年人卖淫）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受害者承担举证责任。德国政府在立案调查期间，允许非法移民身份的受害者在3-6个月内决定是否出庭作证。决定作证的受害者被允许在案件审理期间留在德国。同意出面作证的受害者在受害期间的轻微犯罪可以得到豁免，但法院判决几乎从不涉及受害者补偿金。德国每年由于性贩卖而被警方调查的嫌疑犯人数大约在500-600人，其中近30%为德国国籍；但实际被判刑超过两年的罪犯仅约2%。至2016年，法院惯例判罚性贩卖罪犯的最高刑期仅为5年。在2017年，柏林一家大规模强制卖淫的妓院由于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在案件调查中共出动了超过900名警察，法院才终于判罚一名主犯7年刑期。虽然德国政府向来以“严格执行法律”自居，但在执行针对人口贩卖的法律时却多年以来极其懒散，以至于屡遭欧盟、美国政府、联合国以及人权组织的批评。2011年，欧盟通过了新规，要求成员国立法实施对人口贩卖罪行更严厉的判罚，以及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2013年，德国拒绝实施欧盟通过的针对人口贩卖的法律规定，德国总理默克尔给出的理由是“没有必要”。德国联邦政府每年拨款仅30万欧元通过非政府组织“反人口贩卖网络”，组织和管理全国人口贩卖受害者的援助工作。这家组织在德国45个城市建立了分站，提供一定程度的避难住所，医疗、心理、法律、再就业服务。专项援助受害者的拨款来自各州政府，金额在50-100万之间。根据这个组织的统计，大约34%的已知受害者受到了各种组织的援助，55%未得到任何援助，另有11%情况未知。德国具有严厉的反对非法移民政策，但这些政策严重阻碍了打击人口贩卖的努力。美国政府认为，德国对人口贩卖的打击力度还不满足美国政府的最低要求。美国政府建议德国消除在人口贩卖案件中受害者的举证责任，并加强对受害者的援助。与大众的认知相反，人口贩运也发生在美国，且在每个州都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自2007年以来，美国报告了25,696起人口贩运案件。仅在2015年，各州和华盛顿特区就报告了5,973起案件。国家人口贩卖资源中心发现，在2007年至2012年的美国报告中，有41%的性贩卖案件和20%的劳工贩卖案件的受害者为美国公民。美国目前为结束人口贩运所做的努力：
美国用于打击贩运的主要联邦立法是《贩运受害者保护法》（TVPA）。TVPA最近被重新授权为2013年《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重新授权法》的一部分。该法律包括为人口贩运幸存者提供宝贵的专业服务，为检察官提供新的手段来追查剥削他人的贩运者，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伙伴关系以保护儿童和防止贩卖儿童。此外，在第114届国会初期，《人口贩运受害者正义法案》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旨在结束对非法贸易的需求并援助幸存者。联邦政府还通过国土安全部的“蓝色运动”努力结束人口贩运，它致力于将剥夺人生命权的犯罪集团绳之以法。
即使有了这些联邦层面的努力，州一级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所有州都应制定有关保护受害者、起诉和预防受害的法规。保护范围必须包括涵盖救生中心、受害者援助、民事救济、为幸存者撤销定罪的权力以及严格的救助发布要求。
（来源：美国大学妇女协会、联合国、泛美卫生组织、borgenproject、美国国务院、德国之声、联合国妇女署等 ；翻译：小庄、村长、小晨、乔一、Karen）
